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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远去的“工人新村”中是否也有曾属于你的
更新时间:2019-08-12

  说起上海城市文化地标,大概多数人想到的是万国建筑群落、石库门等建筑。但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工人新村”,同样是巨大的历史变动在上海的城市空间所留下的烙印,并对当下的上海城市文化施加着影响。

  工人新村起初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厂的人集中居住在一起,辅以齐全的配套设施,居民们的需求也都能被满足,衣食住行样样齐全。不喜欢外出的人,完全可以在这里从年轻走到老迈。

  随着社会发展和工业结构的调整、居住条件的不断优化,工人新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仍是上海生活史的一部分,在记忆的发酵逐渐彰显着其“城市切面”的意义。

  自幼成长于工人新村的青年作家张怡微对这一题材始终投以关注。而在作家金宇澄获茅奖的小说《繁花》中,大概有8到9次提到“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平素喜好。

  与共和国同龄的作家管新生,则选择以《工人新村》为名,用一组随笔记录下自己在童年时期就跟随父母迁入工人新村的经历。在这里,他所历经的个人成长,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发展和变迁中一段极具特色的切面。一个个细腻的生活细节,记载下的不仅是工人新村普通家庭的酸甜苦辣,更是时代所走过的步伐。在普通家庭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漫长岁月中,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呼之欲出。

  上海的城市地标是什么?据史料云,代表上海开埠至今的建筑文化可历史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诞生的以石库门为代表的经典建筑,另一类是体现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流的工人新村。这两种文化范畴,分别赋予了人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记忆。

  而我,是在混混沌沌之中,被上帝的命运之手轻轻一个拨弄,便实现了“跨界”行动——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父亲带领着我们,举家从常德路的弄堂房子搬往了杨浦区的控江新村,一下子从石库门迈入了工人新村。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必定连只言片语的发言权也无。

  那年,我实足五岁,属于小赤佬一个,用北方话说,就是小屁孩。据一本已经发黄、发脆、老掉牙了的户口簿记载,那是公元一九五四年,十月。

  至今在我记忆影像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长长的镜头:父亲埋头弓腰地拉着一辆很大很长的劳动榻车(一种双轮平板人力车,是当年很常见的运输工具)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着,车上坐着奶奶、妈妈和我,妈妈怀里还抱着我一岁多的弟弟。在我的身边好像还胡乱堆放着几根长竹竿和几块木铺板。那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家具,我们是穷得只剩“清汤寡水”的无产阶级,就这样潦潦草草地开始了后来在记忆中那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乔迁之喜。

  其实,当时是有另一辆劳动榻车和我们并行的,只不过拉车的是一个尚未婚娶的宁波籍小青年,所以他车上的东西更为简单:一桌、今天晚上开什么生肖,一凳、一老娘而已。他与我父亲为同一爿麻袋厂的老同事,此去大杨浦则更是成了未来几十年出入与共的新同事。他们后来的工作单位皆为国棉十七厂。前些时日遇见了这位已然八十有余的老邻居,他至今犹记得自己当年住在8号,而我家住4号。其实这4号、8号并不真正属于他们,他们仅仅是房客罢了。

  那条弄堂唤作“英华里”——这三个字乃是我从已故作家毛炳甫先生的《算命纪事》小说集中查阅而得的——在大自鸣钟附近。1926年,在公共租界劳勃生路(现长寿路)、小沙渡路(现西康路)交叉口中央,建起一座钟塔,这就是上海滩远近闻名的大自鸣钟。人们把东至现在的陕西北路、西靠常德路、南近安远路、北达普陀路的这一带广义地称为“大自鸣钟”。1959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拆除了这座带有帝国主义殖民文化色彩的建筑。顺便说说,毛炳甫先生当年竟与我父亲是同一爿厂子的工友。

  这位老邻居姓李,至今我们见面都改不了沿袭几十年的称呼,我唤他为“娘舅”,他则很奇怪地叫我“老管”。当然,在我未成“老管”之前,他是唤我“新生”的。

  记得上海粮票除了“斤”,尚有“两”为计量单位:五两、二两两,直至半两。据悉,全国各地发行的地方粮票中,最小单位均无此例,所以“半两”粮票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它可以买一根油条,或者一碗小馄饨,或者碗白粥,再或者一块蛋糕……不少外地朋友曾问,这是不是体现了上海人“精乖”的一面?以“半两”粮票论,是不是有点太小家子气?就油条而言,大多地方均为一两粮票一根,武汉最夸张,二两粮票一根!初始,我也不解。后来去了南北方诸地,一见当地的油条(有叫“油炸果子”的),几乎吓了一跳:哇塞!好大的个儿,抵得上上海油条的数倍!怪不得收的粮票也往上直蹿了。当然,也有地方是论斤称,而不是以“根”出售的。

  这样的长途跋涉、拖家带口,他们不但不知疲倦,反而是一路欢快。童年时的我,又如何能理解大人们的心事?直到近几年创作长篇小说,翻阅史料,方才恍然。原来在那年头,能住进工人新村,绝对是一大快事,当年流行的一句口号自是从历史的故纸堆中一不小心泄露了时代的心事:“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不少劳模可是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很光荣地住进工人新村的。那个时代的浪潮改变了我的一家,也影响了千千万万上海家庭的命运。

  尤为令人叹服的是,当时的新村连选址都是大有讲究、颇具考量的。普陀的曹杨新村毗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杨浦的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鞍山新村等分别紧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理工大学(原沪江大学,那时为机械学院)。政府的良苦用心十分显然,期盼着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层楼。

  轻轻掀开历史的台历,每一页均影影绰绰风雷动。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埠,列强争相划定租界,西风东渐,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纷至沓来,在沪圈地、建厂。时至民国,此风尤甚。1865年9月20日(清同治四年八月一日),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于上海,中国的现代工业从这里起步,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从这里诞生。然而,直至1949年,尽管上海工人的队伍犹如滚雪球般日长夜大,却偏偏没有属于他们的住宅。据史料记载,沿着大运河——长江一线颠簸来到上海做工的人,大多依岸而居,有住在船上的,有上岸自己搭建简易棚屋的,是为滚地笼、棚户屋。杨树浦的工人们则通过工人运动争取到了一些专供他们居住的工人宿舍,但也是凤毛麟角。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认识到,工人新村的出现,从当年至21世纪的今日,甚至无穷远的将来,都已经恒久地走进了上海历史的回音壁,在上海建筑文化史上增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崭新一页!

  现在想来,我忽然很钦佩父亲他们这种劳动工人的搬家行动了。毕竟,从常德路到马玉山路(今双阳路)的距离不是一眼眼(上海方言,意即“一点点”)远,够人大喘气一阵子的,等于是一步、一步又一步地赤脚量地皮(距离为15.2公里)。问问如今的年轻人,谁还愿意如此徒步走一遭?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我们的父辈、祖辈,就是如此愚公移山般自力更生地搬家的,而且轻松完成。至于他们在这么漫长的路途中有没有歇过脚、喘过气,譬如上个厕所,抽支香烟,肚子饿了在街边摊头上来一碗阳春面?可惜,搜遍记忆无印象。

  接近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控江新村。不是那种居住在二楼、灶间卫生间在楼下的两层楼“两万户”,而是二楼、三楼均铺有木质地板、有着尖尖屋顶的三层楼房,每一楼面四户人家,1室、2室、3室均为一室户,4室为内套的两室户,走廊里有两个卫生间、一个浴室供公用,一个大灶间足可放下四户人家倚墙而立的煤球炉(后来则为煤气灶),外面还有一个七八平方米含一大水斗的公共阳台。

  据说这种房型的设计在当年是匠心独运的——既可解决工人住房的困难,又能让工人时时感受灶间、卫生间、浴室和阳台四家合用的“集体生活”。可谓面面俱到,足以体现政府的关怀。当然,也就此埋下了后来“邻里纠纷”的隐患,这是让人始料不及的。

  顺便说说我所居住的这个门号里陆续搬来的邻居。楼上楼下有南京人、无锡人、淮安人、盐城人、泰州人、金坛人、宁波人、绍兴人等江浙籍贯人士。当然,前提都是厂里的工人,少数为科室干部。恰恰印证了上海人当中最多的是江北人、宁波人那句老话。

  这种房型另有一大好处,便是房钱出奇地便宜。我家是一居室,大约是13.9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当年好像鲜有建筑面积的提法,若按今天的建筑面积估算,则约为28平方米),依稀记得房钱为每月几毛钱,这个价钱基本维持到了1977年我们搬离工人新村时,好像自始至终没有遭遇过如今日抽风似的涨价。

  在那个年代,电子管收音机绝对算得上一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奢侈品。我们那个住宅门牌号里,上上下下3层楼12户人家,至多一两家有收音机。那是一种很时尚的标志,标志着这家起码是经济条件够级别的人家或者是领导阶层。至今犹记得班级里张同学家中的五斗橱上有一架十分漂亮、标致、大气的收音机,好像不是六灯就是八灯,后来才明白那是六支电子管和八支电子管。

  无论谁家,一旦打开收音机,那真是声震楼上楼下,引无数人驻足凝听——在文体娱乐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这无疑是20世纪的一大景致。很多电台广播节目甚至成了一代人至今挥之不去的永恒回忆,除了广受欢迎的新闻节目之外,还有“嗒嘀嗒,嗒嘀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中央台少儿节目,听孙敬修爷爷讲《小蝌蚪找妈妈》《小英雄雨来》《猪八戒吃西瓜》《宝葫芦的秘密》《高玉宝的故事》《西游记》等。

  后来,我看到了左邻右舍搬入控江新村的乔迁壮举:或如父亲一般拉着劳动榻车;或大人小孩直接步行过来、肩扛手提——估计原住地离此不远;或是动用一路飘洒车铃、飞驰而至的黄鱼车——这是有条件的人家。

  说来好笑,就在大人们一惊一乍如同看西洋镜一般楼上楼下参观的当口,我已经不甘寂寞地奔出屋子一个人白相(上海方言,意即“玩耍”)去了——真的是“一个人穷白相”,尽管房屋林立,住户却甚少,大多人家还没来得及搬过来,于是孩童更少。至今犹记得,房子外面遍地都是长得和我个头差不多高的野草,加上每一幢房屋之间的距离又宽,哪像石库门弄堂房子马桶挨马桶、煤球炉挤煤球炉,像住着七十二家房客似的,要多闹猛就有多闹猛。幸亏那时还没到进学堂的年龄,无缘拜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经典名句,只知道闷头瞎皮,从这一堆草丛向那一堆草丛鼠窜。

  跑得正开心,乍一抬头,哎呀呀,太阳怎么下山了?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这才想到了回家。可是,满目尽是一模一样的一幢又一幢三层楼尖顶房子,更要命的是家家户户的电灯还没开,一片黑苍苍。家在哪里?父母、奶奶又在哪里?唯见暮色飘浮,草影揺曳。心中着急,脚下忙乱,头上冒汗。我胡乱地奔跑起来,可无论奔跑到哪里,眼中的景色始终不变:三角屋顶,三层楼房,三面草影。后来,我总在想,自己一定是踏进了父亲经常讲的诸葛孔明布下的“八卦阵”里了。

  天越发黑了,我只看到自己被初升的月光照着的孤零零的影子。虽然智商一贯不那么高,但是笨小孩自有笨办法,我记起了新家在三层楼的第一间,当新村里终于亮起电灯的时候,我就把寻觅的目标锁定在了东边屋山头的三楼。灯亮着,便找了上去;灯不亮,便拐向另一幢房。就这样,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家——家中只剩爸爸一个人,奶奶和妈妈则去寻找失踪的我了……

  这一节“搬家历险记”,成了我人生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童年印痕,也成了一个经典的笑话。要是回到弄堂时代,肯定不会这般狼狈。也许,这就是工人新村文化给初相遇的石库门文化的一个小小的下马威罢。

  后来,1974年,阿尔巴尼亚中学生青年足球队在上海访问时参观了控江新村,当然还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工业展览馆。1977年,日本田径团访沪,也在参观上海工业展览馆之余,参观了控江新村。控江新村不仅是工人的荣耀,也是那个时代新中国乐于向外国友人展示的幸福生活样本。

  孩提时代的我绝不可能把自己拔高到如此高的文化层面去观察和剖析问题,但可以切身体验周遭环境的巨大变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当年时兴的是“36只脚”——卧床、大衣柜、五斗橱、床头柜、四方台和四把椅子的脚统统加在一起的总数;“四大件”——要名牌的: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三五牌台钟。购置齐全,结婚的硬件才算搞定。“四大件”理所当然地全部凭票供应。

  依稀记得,缝纫机票是女友单位班组里让给她的,手表票好像来自姜丕基,三五牌台钟票是丈人阿爸给的。自行车票,记不清是怎么来的了,只知道自行车三厂《风凰报》编辑叶培本给过我一张18寸男式自行车票,不过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了。

  说来有趣,而今自行车早已不知去向,停摆的上海牌手表深藏于柜子里不见天日,缝纫机跛了一只脚靠边歇着去了,唯有三五牌台钟依然很雄威地在嗒嗒嗒走动。

  打弹子、刮刮片、滚铁圈和钉橄榄核,这些曾经风靡弄堂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游戏正渐渐离我远去,只剩下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白相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好大好宽。当新村里的小孩渐渐增多的时候,很多非弄堂式的游戏顿时流行了起来。比如在屋山头成群结队大呼小叫地玩“老鹰捉小鸡”,比如在整个新村里漫无边际四处奔跑地玩“逃江山”。

  控江新村时属大杨浦的上海郊外,隔着营口路与一大片碧绿的田野遥遥相望,有着清清的河水、高高隆起的坟墩头,还有一座一半地上一半地下的大碉堡。至于那个绕河蜿蜒在绿树荫中的村庄,记得唤作“石家浜”,当真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现在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由钢筋水泥建成的延吉一村、二村直至七村。

  延吉新村、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鞍山新村等,均鱼贯排列于控江路沿线。控江路位于上海市区东部,民国十五年(1926年)始筑,当时地处上海公共租界的北侧华界、“大上海计划”中的南部边缘,初时仅为黄兴路与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中间的联络支路,用以方便市民前往远东公共运动场(今黄兴公园东侧)。“控江”二字,来源于上海县地方志中“华亭县负海控江”一语。

  下河游泳、拷浜、捉鱼,似乎成了我们每个夏天必做的功课。游泳堪称一流的是邻家男孩国荣,随便你把什么东西,诸如手绢、纸船、芭蕉扇,往不停流动的河水中扔去,他一个猛子扎下去,待得从水中露出面来时,保管那些顺流而下的东西全都被他抓住。最精彩的一幕是,他会突然在一群悠闲自得地漂浮在水上的鸭子或白鹅中间冒出头来,边甩着水珠,边看着惊慌失措四下逃散的鸭和鹅,得意地哈哈大笑。这笑声至今犹在我耳边回荡,只可惜这画面已经化入了历史大树的年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