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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晨报记者专访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蒋子龙—
更新时间:2019-06-13

  兰州晨报记者专访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蒋子龙——“我的故事在现实里,我要找到现实”

  蒋子龙为兰州晨报题赠赠言“晨光明媚满城悦读”。

  “我的第一篇小说(《新站长》)就是发表在(1965年的)《甘肃文艺》上的,实话实说,(我)对甘肃很亲切,常来。”2019年5月9日下午,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蒋子龙接受兰州晨报专访时先说到了和甘肃不浅的缘分。稍早的两个小时前,他在于宁卧庄举行的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大讲堂上做了题为《文化的精变》的讲座。

  蒋子龙,1941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海军制图学校。1960年应征入伍。历任海军184部队制图组组长,天津重型机械厂车间主任,天津市作协专业作家、作协主席,编审。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及第五、六、七届副主席。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中篇小说《锅碗瓢盆交响曲》,短篇小说《三个起重工》,《蒋子龙选集》(三卷),《蒋子龙文集》(八卷)等。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及《拜年》分获1979、1980、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及《燕赵悲歌》分获1980、1982、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早年轰动中国文坛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奠定了蒋子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不出意外,蒋子龙这一次来甘肃做讲座,听到的最频繁的一个词,还是那个“乔厂长”。寒暄接触过的多位年龄在五六十岁的友人几乎都对他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有记忆。

  在中国当代文学塑造的人物长廊中,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主人公“乔厂长”乔光朴无疑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小说人物之一。某种程度上而言,“乔厂长”这个著名的小说人物也成了蒋子龙的一个“符号”。小说197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七期,讲述了某重型电机厂老干部乔光朴主动要求到濒临破产的重型电机厂担任厂长,并以铁腕手段推行改革扭转工厂局面的故事。

  写这部小说时,蒋子龙是天津重机厂锻压车间每月拿着48.85元工资的车间主任。小说是他再次应《人民文学》之邀而创作发表的。早在1976年,作为工人业余作者的蒋子龙就第一次应《人民文学》编辑许以之邀创作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并发表在当年复刊的《人民文学》首期,彼时,《人民文学》已停刊十年。

  《机电局长的一天》写的是一位机电局长如何排除极“左”干扰,大刀阔斧地抓革命,促生产,将工作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的故事。该作及时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呼唤时代变革的心声,因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这部后来被认为是“过渡年代里颇具先声的过渡小说”在当时虽然受到叶圣陶等文学大家的肯定,但也遭到了猛烈批评。

  三年没有动过笔的蒋子龙用3天的时间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那时确实有写作的动力,当时我已经从工段长提升为车间主任了,我是学工的,懂技术又熟悉车间,还有就是憋了那么多年,确实想干一番。但你就是使不上劲,设备老坏,一天修设备的时间比用设备的时间长,感觉整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干几天几夜都回不了家,身心疲惫,非常为难。”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写的是假如让他来当厂长,他会怎么干。“那是我的理想,我的激情,我对当时生活的理解。”

  《乔厂长上任记》之后,蒋子龙笔耕不辍,两三年间井喷式创作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等大批工业题材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开拓者形象,生动而全面地记录了改革初期工业生产领域的变革历程,由此,他也被贴上改革文学缔造者和工业题材代表作家的标签。

  在通行的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文革”结束之后,以追求城市和农村现代化为主旨的文学类型被归为“改革文学”,而蒋子龙的“乔厂长”则堪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一直以来,蒋子龙都认为,改革文学的概念是约定俗成的,应该看到它的意义和核心价值在于鼓励文学表现现实。“成熟的作家不受题材限制。我并不接受这个概念。”

  有人说,伴随蒋子龙的文学生涯的总是冰火两重天的评价。《乔厂长上任记》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其发表后收获了两极分化的评价:一边是猛烈批判,另一边是大加赞赏。除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和《乔厂长上任记》,纵观蒋子龙早期的文学创作,其很多其他小说发表后也都曾引发争议。

  在《乔厂长上任记》发表40年之际,有人与蒋子龙探寻这部作品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乔厂长上任记》已经过时了。它在当下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还有意义的话,它只存在于文学层面上,就是我对文坛的贡献,不一定载入史册,我创造了乔厂长模式大胆、改革、用人。乔厂长出来以后,当时好多小说主人公的人格都是这个类型的,突然冒出的一个乔厂长形成了社会的公共记忆。但乔厂长过时了。不过,写了一辈子能有点过时的东西也不错啊,就怕写了一辈子连点过时的东西都没有。”蒋子龙直言直语。

  一直以来在中国文坛,他被认为是最了解当代中国现实的作家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乔厂长上任记》等多部代表中国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到80年代触及中国社会更多领域、层面,揭示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学创作,甚至到90年代创作重点转向的散文随笔,蒋子龙的作品一直在现实的现场,从未离开。

  “我用散文的方式呈现这个现实当中令人振奋的东西;看到太丑恶的,没法鞭挞,我就用小说来写,这是我的宿命,我的故事在现实里,我要找到我的故事,也必须回归现实,深入现实。”

  这一次在甘肃做题为《文化的精变》的讲座时,蒋子龙就如何看待又如何应对当下文化上的“精变”时,给出的一个回答是“每个人都要找自己的故事”。

  “故事是一种力量。每个人都在故事中成长,在故事中得到经典,得到提高。我的故事应该是在40多年前写《机电局长的一天》时找到的,在这个之前我是个业余作者,跟潮流,报纸刊物能发表什么我就写什么。而写这个作品我不是为了投稿,是从自己本心出发,写自己对生活的感情。从它开始,我只写我心动的,让我心跳的,只写我自己的故事它们一个是我本身发生的故事,一个是我想讲的故事。”

  历时10余年写就的《农民帝国》是蒋子龙已出版的百多本不同版本的著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作品,其被评价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民生意识的作品。这是蒋子龙想讲的故事。小说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以主人公郭存先为代表的一群农民跌宕起伏的生活。在蒋子龙眼中,“郭存先”和“乔厂长”一样,也是他在文学层面上创造的一个模式,在这个作品里蒋子龙揭示了农民性和工业性的冲突,更对中国的“工业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思考。

  “人老了有点自卑,脆弱了。《农民帝国》的这个思考现在可以给我安慰,甚至一点自信。”蒋子龙说。